佛即是觉，人人都有觉性，故众生是佛。从佛法的角度看，心、佛、众生原无二致，只要悟得自性如来，人人皆得立地成佛。六祖慧能说：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，顿见真如本性？不悟即佛是众生，一念悟时，众生是佛。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
由于任何事物必须被反映到意识之中才能被我们认识，所以物质的宇宙也就是心灵的宇宙。日月星辰，地水火风，花鸟虫鱼，山水草木，科技文化，社会人生，都在我们的心灵之中。举凡天下万事万物，离却吾心何以知其存在？虚空含纳三千大千世界，万法只在诸人性中。故心外无物，现实即在吾心，吾心不离现实。禅宗打破了出世入世的分别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真空与妙有不一不异，现象与本质一体两面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；此地球国度，亦正是修行之处。
我们所感知所经验的一切，无不是心灵的体现。若把心灵与现实割裂，则是误认心体，错认心源。心量原本广大，有所偏执有所排斥，非但不能圆融自在，更是自设障碍，自小境界。其实，人之所以要逃避现实，是因为他不能看透勘破自己心中的无明，把小范围的认识当作了普遍的事物，所以想要远离尘世，寻找净土。用圆觉经的话说：“非唯惑此虚空自性，亦复迷彼实华生处”，执著于梦幻空花的虚妄假相，却不见实相真如。若能一时觉悟，内外明彻，身心清净则佛土净；心如明镜，更能反映宇宙万物。我们眼中的世界往往并非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，只要改换眼光，清除染污，即可转烦恼为菩提，在世出世，超脱凡俗。而人们常常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，因此有时需要离世索居，摆脱利益得失的纠缠，才能看清现实，洁净慧目。
天下众生实为一体，妙明真心圆裹三世。故每颗心灵都具备自然良知，人人都有相同的本性。王阳明谓见孺子之入井，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，正因为此。佛法的修习，能使人保持心灵的自由与开放，有助于拓展视野，放宽胸怀，不再局限于自我得失，所以能产生对芸芸众生的深刻怜悯与同情，对他人之苦难感同身受，进而发愿普度众生。真正的佛子，并不仅仅是深山寺庙中的和尚尼姑，更包括了为人民幸福为社会进步而努力奋斗的英雄豪杰，侠之大者，他们有着大乘佛教的精神，可谓是菩萨的化身。虽说菩萨众生皆是幻化，生死涅磐犹如昨梦，但这种使人间成为净土的理想毕竟改变了世界，甚有利于众生的福祗，启迪了心灵的开悟，因此可圈可点，可歌可敬。
把佛法引入现实，在世间践行，意味着不待将来，当下成佛。就像一个人，想着等我有能力了再普度众生，所以对眼前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；何如现在就尽己所能，给予他人触手可及的一些帮助，更能助益于修行？如果立地就能成佛，又何必非求往生西天，求另外的境界呢
比较佛教的避世和基督教的入世，能给我们一点启示。出家为僧，不问世事，把世俗生活交给统治者任意处置，导致了邪恶力量在现实中的肆虐与放纵。其实，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创建僧团制度，或许本来大有深意：沙门不敬王者，乃是不受世间权力集团的管制，与统治阶层划清界线。但佛教本身却是积极入世，积极宣扬真理普度众生，要在世界上发挥影响的。而在古代印度和中国，由于统治集团的利用，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麻醉人民的工具，人们把希望寄托于西天净土，面对欺辱只是忍耐服从，甘受专制政权的奴役而不去救苦救难，不去维护正当的利益，不去进行正义的抗争，实际上是放弃了对佛教基本精神的坚持。众生平等的原则没有对种姓等级制度有任何改变，禅宗的解脱自由仅限于自娱自乐和昙花一现，佛家对人性的真识卓见终被儒家理学所代替和歪曲，深重的奴性依旧遍布华夏大地。结果，世间的邪恶污浊得不到清理，佛教本身也逐渐演变成对偶像的崇拜、非理性的迷信，真正的信仰淹没于功利主义的贪欲。很多人信佛成了佞佛，只是为了求得保佑，甚至是为了升官发财，却与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无关。这无疑是末法时期佛教的灾难！
相反，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宣称要改变世界，耶稣和保罗以及诸圣者为了真理不惜与罗马统治者斗争，为了率领人民在尘世建立天国，甘愿走上十字架失去生命，简直是十足的大菩萨！路德新教和加尔文清教，都曾在地上实践信仰，传教士越过千山万水深入不毛之地，只为了把天国的福音播撒到天下万方，这与当年中国的佛教徒远赴西域印度求取真经也没什么两样。终于，基督教文明克服了道德上的堕落，上帝之国人人平等的理念转变成自由民主的运动，改造社会的实践，西方世界进而走在了历史发展的前列。饱受奴役压迫的中国人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，最终也从专制皇权中解放出来，开始领会到什么是自由、平等与博爱。
本来佛教并不缺少对信仰的追求与实践，特别是大乘经典和大乘菩萨，更曾激励了无数人投入修行，普度众生。佛法的修行，是需要“活铁汉”的担当的，为了信仰的真理，不畏权势者的淫威，不在乎世俗名利的诱惑，纵使以身殉法又何所惧！如果因为害怕而不敢在现实中体现信仰，在生活中坚持原则，永远也不能成就正果。一直到明末清初，中国佛教界在社会上都很活跃，禅宗方面还出现了《心灯录》这样一部充满个性解放精神的著作，宣称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，惊世骇俗，冲破压抑束缚，一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。而以雍正为首的权力集团，唯恐威胁了专制统治和封建礼教，极力打击之，使禅宗的真义渐趋隐没失落，般若之智日趋枯竭衰弱。它诱使佛教把精力投向不可知的来世与净土，却千方百计阻碍人获得精神的自由，阻碍人当下见性成佛。皇帝们的做法表面上是宣扬佛教，实际上却是重创毁灭了佛教。
虽然如此，在清朝后期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，仍是佛教的信仰者居多。魏源、龚自珍、谭嗣同、梁启超，无不是佛法的精研者，践行者，他们的思想最不受传统礼教约束，最能接受新事物，最具忧国忧民的情怀，从而能果敢投入救世启蒙之中，成为变革社会的先驱。尤其是梁启超，最能把握大乘佛教的精髓，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，其得益于佛法功不可没。
时势至今，据说已到了末法时代，人类社会前景堪哀。然而，太多的佛教人士只是悲叹和惆怅，却没有去想，为什么人类会走到这一步，是不是正是由于我们对佛法的信奉理解出现了严重谬误，才导致如此地步？如果我们对世界不闻不问，不去尽己所能改变世界，那么当然，这个世界就只能堕落下去，永远也不能成为净土。反之，如果我们努力了，纵然遭遇到挫折失败，却保持了心灵的良知，维护了道德的纯正。即使在世间不能实现天国，起码不致让灵魂堕入地狱，那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态度，也会感染更多的人们去拥抱真理与光明。其实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人类社会已有条件让每个人都得闻佛法，得见自性；如果我们把地球当作大修行场，使人类齐心协力，并肩战斗，改变宿命的奇迹或许并不是不能发生！中华文明的复兴，必能带来佛教禅宗的复兴；人人成佛的时代将要到来，应立志把地球变为佛国净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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